以整体评价原则精准处断责任事故犯罪竞合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构成交通肇事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其他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本期“观点·案例”聚焦安全事故犯罪之间的竞合关系，深研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94号、第97号所蕴含之司法原理，将其概括为“整体评价原则”，并就怎么样才能解决上述竞合问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基本案情：2016年8月10日凌晨，B发电公司锅炉车间当班员工巡检时发现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供热管道保温层漏汽。赵玉某、王某某赶到现场没有发现情况而未进一步探查。13时许，2号锅炉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越来越明显且伴随高频啸叫声。赵玉某、王某某未按相关规定下达紧急停炉指令。14时30分，赵某某接到报告后依旧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14时49分，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的喷嘴发生爆裂，大量高温蒸汽喷出致多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2313万元。

  指导意义：实践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仅为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者仅为提供的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罪名较易确定；如果事故发生系上述两方面混合因素所致，两罪则会出现竞合，……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包括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提供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为全面评价其行为，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摘选）

  基本案情：2012年3月，在左某某的召集下，“X号”等四艘平板拖船的股东夏某某、刘某某、段某某、伍某某等十余人经协商签订了联营协议，共同经营拖船业务。在未依法取得船舶检验合格证书、水路运输许可证等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上述四艘平板拖船即在部分水域进行货物运输车辆的运输业务。2012年12月8日晚12时许，夏某某、刘某某驾驶的“X号”搭载四台货运车。次日凌晨3时许，因刘某某操作不当，船体发生侧倾，致使所搭载的四台货物运输车辆滑入柘溪水库，造成9人当场溺亡，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

  指导意义：具有营运性质的交通运输活动中，行为人既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也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如未取得安全许可证、经营资质、不配备安全设施等），出现重大事故的，由于该类运输活动主要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并非单纯的交通运输行为，为全面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一般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摘选）

  刑法第131条至第139条所规定之罪，常被学界称为责任事故犯罪或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包含15个罪名。可分为两类：交通肇事型犯罪与责任事故型犯罪。前者包括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危险驾驶罪、妨碍安全驾驶罪、交通肇事罪5个罪名；后者包括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10个罪名。在实践中，违反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构成其他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是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之一。本文拟对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认定原则加以深入分析，期待为司法办案提供有益参考。

  责任事故型犯罪，又可分为一般责任事故型犯罪和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前者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后者为余下的9个罪名。基于界分与认定需要，本文将危险驾驶罪、妨碍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以及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排除在外。因为，这4个罪名属于故意犯罪，且其成立犯罪均不要求出现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难以处理的后果；而其他责任事故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只有出现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难以处理的后果才能以犯罪论处（以下所称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特指这类过失犯罪）。在实践中，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之间易产生竞合情形，这主要发生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之间，如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生产、作业离不开交通运输活动，故而在生产、作业中有必要进行交通运输，或者生产、作业有赖于交通运输时，违反有关规定法律或者规定，造成重大事故的，究竟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还是以交通肇事罪论，有时并不是特别容易界定。

  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之间虽存在竞合关系，但内涵却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前置法内容不同。根据刑法第134条规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必须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此处“规定”范畴宽泛。最高法《关于逐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规定，“认定有关人员是否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应该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必要时可参考公认的惯例和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据此，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前置法内容的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涉及各行各业的生产作业。

  一般来说，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的前置法之间有交叉关系。生产、作业有时离不开交通运输管理，若在生产、作业中违反上述法规的，在性质上也属于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同时，交通运输也有不属于生产、作业范畴的，如货运私家车从事交通运输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就是这种情形。同时，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并不代表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如违反特种行业从业资质规定就是如此。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与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的前置法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典型的包含关系。因为，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的前置法，无论是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国家规定，还是工程品质衡量准则的国家规定等，均属于广义上的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犯罪主体范围不同。在犯罪主体范围上，交通肇事型犯罪在很多情形下由司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致，与其他人并无关系。因此，交通肇事型犯罪的主体往往不存在多元化。责任事故型犯罪则不同，实践中生产、作业往往由单位组织实施，责任事故型犯罪的主体一般具有多元化特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产、作业单位内部主体包括违规者本人、单位监管部门责任人等；二是与生产、作业有关，最重要的包含将特定的生产、作业发包给具体生产、作业单位的发包单位，其涉事主体也具有多元化。在此情况下，直接责任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是监督过失理论，这已在《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得到认可。

  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竞合、重大责任事故罪与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竞合时，如果采取传统处断原则，将难以实现立法目的。因此，应当结合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内部关系，尤其是所涉不同个罪之间的交叉和包含关系，重新确立处断规则，实现精准司法。

  1.传统处断原则不足与“整体评价原则”提出。传统刑法理论在界定法条竞合上，主要采取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与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其他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竞合时，可根据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来处断的，只能是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之间，因为后者法定刑重于前者。此外，交通肇事型犯罪、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的法定刑，与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基本一致的。于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就成为处断时的必然选择，并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认可。

  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8条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出现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交通肇事罪论处；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定罪处罚。该规定表面上是根据事故发生的场域来区分行为性质，实质上是秉承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因为，无论事故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以内还是之外，只要肇事行为违反了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就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射程范围。此时，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所违反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便被认定为特殊法，故《解释》对此以交通肇事罪论处。至于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的前置法，相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而言，则属于特殊法。在发生竞合的场合，自当以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论处。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若仅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作为处断原则，有时并不能达致立法目的。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出现重大交通事故的场合，若交通运输属于生产、作业的组成部分，仅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可能难以追究其他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责任人的监督过失责任。如此看来，《解释》的相关规定还是留有不足。对此，检例第97号采取了补正措施，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一个罪名整体评价了在现场的交通肇事行为人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和不在现场的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管理人员的失职行为。同样，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竞合时，若根据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论处，也有一定可能会限缩处罚范围。理由在于，对那些没有违反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前置法规定，如没有违反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国家规定，却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责任人，就不能追究其监督过失责任。对此，检例第94号采取了区分适用罪名的方法，其指出，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准确界定不同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罪名，根据各自违反的前置法内容不同，分别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从刑法原理看，处罚的正当性既包括不得处罚不应当处罚的行为和行为人，也包括必须处罚需要处罚的行为和行为人。基于个别法规范，有时可能会引起部分应归责的行为、行为人或者可归因的注意义务被排除在处罚之外，从而背离立法初衷。此时，就需要立足于整体法秩序目的，从不同法规范的视角整体评价可归责与可归因的客观情况，以有效实现立法目的。在此，笔者结合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内部关系和检例第97号、第94号指导要求，概括为“整体评价原则”，期寄以此作为处理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竞合问题的司法标准。

  2.以“整体评价原则”处理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竞合问题。“整体评价原则”，是指全面评价重大责任事故“主体——原因——结果”链条中引发责任事故的种种原因力，并结合主体身份、职责和主观状况判断刑事处罚范围。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之间分别存在交叉关系、包含关系，故在运用“整体评价原则”时需要区别对待。

  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型犯罪发生竞合的场合，由于两者前置法之间有交叉关系，需要结合“主体——原因——结果”链条上的所有行为主体及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等，加以全面、整体的归责评价，以便将溢出交叉部分的其他可归责的行为和行为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具体来说，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出现重大交通事故，若同时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则需将可归责的行为人，包括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人与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人都纳入刑法评价范围。

  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发生竞合的场合，由于两者前置法之间有包含关系，第一步是要摈弃直接依据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定罪思维，从责任事故“主体——原因——结果”链条上全面考虑造成责任事故的原因——违背注意义务的情形有哪些，以便确定不同责任主体的行为性质并加以合理定性。具体来说，在重大责任事故是由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与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共同导致的场合，应当区分定罪：其一，对于仅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特殊注意义务的责任人，应以特殊责任事故型犯罪论处。其二，对于仅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注意义务的责任人，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其三，如果责任事故系因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注意义务和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特殊注意义务综合引起，则同样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

  （作者分别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实践中，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出现重大交通事故，既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时，如何界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成为实践难点。作者觉得，适用“整体评价原则”做多元化的分析，系统考察引发事故因果链条上的所有原因对明晰两罪的认定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具体来说如下：

  1.一行为人同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与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情形。在行为同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且均属事故原因的情况下，应立足于“整体评价原则”，系统性地审视何种行为认定更能反映行为的实质特征。检例第97号中的夏某某、刘某某，既是联营船舶经营管理人员，又是事故当晚驾驶人员，两人行为具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与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双重性质，但从全面评价行为作用及其性质的角度来看，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能整体性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也能避免因认定为同等责任或同等责任以下责任带来的片面评价。当然，如果评价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更能体现事故发生的原因，则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2.多行为人的行为既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又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根据《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应将远离现场但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调整范围以内，这实际上明确了涉公共交通领域中责任事故的两条因果链，一是管理者的失范行为与驾驶人员过失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驾驶人员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两种过失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此情形，行为人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未依规定安排具体人员进行生产作业或者因不作为而未对发现的危险进行排除，进而导致驾驶人员的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产生最终的危害结果。这种多人行为共同导致重大事故的情况，也需要适用“整体评价原则”来考察事故因果链条中各行为人的责任，据此认定各相关行为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交通肇事罪。若行为人是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其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自己的监督义务，导致驾驶人员产生过失行为，进而引发危害结果，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若因果链中驾驶人员的行为只是违反了一般的驾驶注意义务，则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处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竞合区分不同责任主体分类处断

  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聚焦安全生产领域明显问题，要求从重从严追究事故责任和监管失职渎职行为。但实践中，当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竞合时，应当如何界分并准确适用罪名？作者觉得，该类犯罪处置应当秉持“整体评价原则”，即在全面评价引发安全事故的所有原因行为基础上，结合责任人员的身份、职责和主观状况分类处断。具体包括两个层面：

  1.在整体层面，全面评价、分类处断引发安全事故的所有原因行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往往是“多因一果”，涉及主体和罪名复杂，既有一线的直接责任人员，也有管理层的实际控制人，还有负责审批、监管的国家工作人员等。因此，当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竞合时，首先应当在案件整体考量层面摒弃传统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思维，不能简单适用特殊责任事故类型犯罪罪名，而是要从责任事故发生的“主体——结果——原因”链条，全面评价引发安全事故的所有原因行为，以便后期结合责任人员的身份、职责和主观状态，对案件中负有不同注意义务的行为进行分类归责处断。如检例第94号中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电力公司采购的设备质量不合格，直接原因是相关工作人员违反规程操作。但在归责层面，该起案件并没有“一刀切”，而是进行了分类处断：作为公司领导的余某某等人，对其违规采购质量不合格设备负责，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论处；作为作业工人的赵某某等人，须对其违规操作设备负责，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

  2.在个体层面，全面评价、分类处断关联安全事故的所有责任行为。一是准确区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对于事故责任主体，如果其责任的产生系因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两方面注意义务综合所致，显然不宜适用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处断原则，不能简单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论处，因为，此时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已无法全面评价责任主体的全部应受刑罚处罚行为，也与修订后的安全生产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从重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初衷相悖。二是附带评价与重大安全事故相关的其他犯罪。对其他相关责任主体，也应该依据具体情节，依法追诉漏犯漏罪。如事前行政监管人员的受贿、渎职行为及事后谎报不报安全事故、毁灭伪造证据等逃避责任的行为，都需要严肃追究。检例第94号就对相关责任人员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渎职行为进行了依法追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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